浅析“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生活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负的债务。
夫妻一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可避免地对外发生债的关系，为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会较为普通涉及到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关系到债权人以及离婚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一)夫妻之间是否共同享有债务利益
《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之间的债务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别，其区别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夫妻双方对该债务享有共同利益，不论其是直接享有还是间接享有，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之间对债务是否有共同意思表示
如果夫妻之间对债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如为负有法定义务的治病，主要指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年老、患病不能维持生活，而夫妻一方对其有有“扶养”义务的父或妻的兄姐。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包括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等。其他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是：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赠与、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支付对非法定抚养、赡养、扶养人的生活医疗费用所导致的债务。比如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借款捐助一个没有抚养关系的孤儿等等，这种债务如果不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在离婚时候这笔债务由夫妻一方承担。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夫妻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夫妻双方共同地平等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各种利益，共同地平等地负担由共有财产产生的各种义务。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夫妻之间的关系具有合伙性，而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样，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为担保。
但在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能找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归还，不能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比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债务人和其配偶共同偿还的权利。但是如果书面协议中的债务人的署名只有债务人一人，而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还是由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承担债务。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三、夫妻共同债务与第三人的关系
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相对于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而言的，因而是一种外部责任。
四、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某一笔债务究竟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实践中往往很难举证，有时甚至根本无法举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产、经营性投资、购置修建装修房地产、购置大宗物件、医疗费用等可能留下某些凭证外，大量的日常家庭费用开支经常没有凭证。为了解决这种举证难的问题，“解释二”设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推定规则虽然在维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便于法官裁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事实上某笔债务不是用于共同生活，适用推定规则就违背了客观事实。
在经营性债务方面，其一，在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经营所形成的债务场合，夫妻另一方既不能举证所经营的财产非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对经营一方的行为，夫妻另一方也不能进行约束，有时甚至不比作为外部人的债权人更为知情，由其对推定进行反驳举证，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其二，在一方擅自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交易经营的场合，即使夫妻另一方抗辩该交易经营行为未经其同意或授权，但这种辩解仍无法反驳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
综上所述，在民法理论中的债依据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约定或者依据法定产生，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一方称为债务人。按照债务承担，债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属于由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连带之债，也就是为夫妻双方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来归还，即使在夫妻离婚后也由夫妻共同归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i]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ii]，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iii]，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