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

　　　　　　　　　　　　　　　作者：韩思阳

　　【摘要】国内部分法院已有意无意地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作出裁判，行政复议领域的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是其中的代表。两案作为典型案例可能已对下级法院的裁判产生了影响。裁量收缩理论并非万能，其优势在于可以迅速修补僵化的立法、避免曲解现有立法，可以仅通过个案约束裁量权，而非通过立法整体性地取消裁量权。其劣势在于其作用仅限于控制裁量权层面，且易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


　　法律规范为行政执法预先留有决定空间，此即行政裁量。但在特定条件下，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可能被限制，甚至“收缩至零”，此即德国法上的“裁量收缩理论”。目前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对其有所借鉴，但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部分法院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运用该理论作出裁判。本文以整理行政复议领域的若干案例为基础，试图管窥裁量收缩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运用该理论时可能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

　　一、提出问题：复议机关是否享有裁量权

　　《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1款：“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从文义上看，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属于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并非法定职责。实际上，复议法和复议条例的这种规定也为之后的大部分地方性法规、规章所遵循。[1]如果再进一步从立法原意角度探究，答案也是同样的。[2]国内大部分学者并未对复议机关是否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问题进行探讨，或者说并未将其“问题化”。[3]少数学者认为第三人是否可以参加复议取决于复议机关的批准，即复议机关没有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法定职责。马怀德教授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参加行政复议，而非必须参加行政复议。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如果申请参加复议，行政机关应当准许；如果第三人未主动申请，但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应当参加的，可以通知其参加，……”[4]也有认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是法定权利，无需复议机关批准。袁明圣、罗文燕教授认为：“我国原《行政复议条例》第27条规定，同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复议机关批准，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中则没有‘经复议机关批准’这一规定。这种修改实际上体现的一个改变是：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是他的法定权利，毋需行政复议机关的批准。”[5]还有的主张，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是复议机关的法定职责，复议机关对此并无裁量权。[6]

　　以上分歧表明，复议机关是否享有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裁量权这个问题，并非可以遽下结论。各种观点的优劣，暂不予置评。本文感兴趣的是，实践中有些法院是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解决该问题的。

　　二、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例中的运用

　　案例研究的对象是包括裁判文书及背景资料在内的综合资源还是裁判文书本身，学界大致分成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裁判文书，而应结合主审法官个人的思维过程、案例的内卷、该案的裁判背景等作综合评价。另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应仅限于裁判文书，因为多数公众只能依公布的裁判文书解读案例，故对公众产生效力的就仅限于裁判文书所传达出的信息。也即，案例的裁判文书也就等于案例本身。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也许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并未有意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但如果裁判文书的内容符合该理论的构成要件，就可视为运用了该理论。

　　（一）典型案例之一：张成银案

　　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件中的运用，最典型的莫过于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案。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案中，复议机关审查的对象是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7]

　　学者们提及该案时，多从“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角度进行解读。[8]实际上该案也是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一个范本。在德国法上，“裁量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之间选择。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决定没有裁量瑕疵，其他决定均可能具有裁量瑕疵，行政机关有义务选择剩下的这种决定。这种情况称为‘裁量压缩至零’或者‘裁量收缩’。”[9]裁量收缩理论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启动要件，即何种情形下需要收缩裁量。台湾学者李建良将裁量收缩理论的内容概括成“主轴、支轴、回轴”，其中的主轴和支轴就是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轴包括所涉法益的重要性、危害法益的强度和严重性，支轴包括基于平等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所构成的行政自我约束。[10]在德国法上，裁量收缩可以从基本权利以及其他宪法规定中推导出来。[11]因此可以认为，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要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权所构成的约束。

　　如果行政复议案件符合以上一个或几个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那么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就应当受到限制，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收缩至零，即复议机关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从这个角度看张成银案，我们就对二审裁判有了新的理解。“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可理解为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可理解为法院指出本案存在启动裁量收缩的一个要件，即复议机关需受正当程序原则约束。[12]“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可理解为裁量收缩的结果，即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已无裁量权，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因此该案可看作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的经典运用。

　　（二）典型案例之二：彭淑华案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并非孤例。在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争讼制度，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应当贯彻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行政复议机关拟作出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行使复议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未履行通知义务，属于程序违法。自由裁量行为是指法律规范授权行政主体在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前提下，自主采取相应措施，做出裁断的行为。行政自由裁量的边界是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北仑区政府认为，是否通知彭淑华参加行政复议，并听取意见是其自由裁量的范围，该主张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理解。”[13]对本案的关注一般也集中在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上。其实本案也属于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适例。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即“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随后以“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为由限缩裁量权，本质上也是在用正当程序原则约束裁量权。最终结果是裁量权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之后法院还特别提到了“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这也与裁量收缩理论的要求一致。行政法上有“合义务的裁量”或“受法律约束的裁量”这样的要求，裁量收缩理论实际上是该要求的一种体现。

　　（三）其他案例

　　张成银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彭淑华案载于《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两案都属于典型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其他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例是否皆如此，仍存有疑问。运用“北大法意”所提供的“关联案例”功能，笔者查阅了该数据库所能提供的涉及行政复议第三人问题的所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的裁判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未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否认复议机关享有裁量权。

　　（四）基本结论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彭淑华案载于2010年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第1卷，其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何影响尚待观察。张成银案公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此前的案例都没有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之后的案例除了黄文春案之外，都运用了该理论。这当然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由于张成银案的公布引导了之后的司法实践。不管如何，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行政复议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

　　第二，目前裁量收缩理论的启动要件主要集中于正当程序原则层面。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的启动要件大体一致，即复议决定可能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要件本质上属于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其他案例中，谢织国案的启动要件是复议决定可能因此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除此之外，文艳案与广州市茶?蚺┐逍庞蒙绨傅钠舳????堑谌?擞氡桓匆榫咛逍姓?形?忻飨缘睦??叵担?靡??局噬弦彩粲谡?背绦蛟?虻脑际?Ｆ渌?咐?牟昧渴账跗舳???氲湫桶咐???嗨啤Ｕ庵窒嗨埔沧糁ち饲笆龉鄣悖毫礁龅湫桶咐?锌赡芏灾?蟮乃痉ㄊ导???擞跋臁?br>
　　三、裁量收缩理论之外的另一种方案

　　目前有关复议第三人的法律规定过于僵化，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判案可看作是对立法不足的一种修补。但这并非唯一的完善之道。既然立法存在问题，那么修正制度就是另一种可行的方案。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没有就复议机关是否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进行区别规定。[14]唯一的例外是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诉愿法”第28条规定，诉愿参加有两种形态，一种为任意参加，即该条第1项规定的“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之人，经受理诉愿机关允许，得为诉愿人之利益参加诉愿。受理诉愿机关认有必要时，亦得通知其参加诉愿。”另一种为必要参加，即该条第2项规定的“诉愿决定因撤销或变更原处分，足以影响第三人权益者，受理诉愿机关应于作成诉愿决定之前，通知其参加诉愿程序，表示意见。”[15]

　　（一）任意参加

　　任意参加之要件有三：（1）参加人须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2）须为诉愿人利益而参加；（3）须经受理诉愿机关准予参加，或由受理诉愿机关依职权命其参加。[16]任意参加的制度设计来源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辅助参加制度，[17]而后者又取材于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23条第1项。[18]这种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除前述三个要件外，还有两点：（1）辅助参加并不要求参加人之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案件结果而受到影响，仅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2）辅助参加人并非案件当事人，案件结果对其不生效力。[19]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说明，辅助参加人是在非常广的范围内进行界定的，如果将其与民事诉讼法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比较的话，那么前者的外延要远大于后者。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煤综〔2008〕113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关中央企业：

　　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以确保安全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全国抗震救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抓好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意义

　　当前抗震救灾任务十分艰巨。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既是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客观要求，更是保障全国抗震救灾和经济工作大局的要求。全国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和煤矿企业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充分认识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一手抓好抗震救灾、一手抓好煤矿安全生产，要在抓好停产煤矿恢复生产安全工作的同时，抓好生产矿井的安全监管；一定要进一步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从支援全国抗震救灾的大局出发，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认真落实张德江副总理在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基层、坚守一线，努力实现煤矿安全生产，为支援抗震救灾工作、保障和谐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

　　各单位要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的安排部署，持续深入地开展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要对前一阶段专项行动工作进行小结，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研究制定措施，充实队伍力量，进一步谋划好下一步的工作，做到更深、更细、更扎实、更见实效。各煤矿企业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留后患”，坚决把“治大隐患、防大事故”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根据“隐患治理年”的总体工作部署，通过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摸清搞准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情况，寻求科学有效的途径，解决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通过抓好“隐患治理年”各项措施的落实，推进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建立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当前，特别要针对台风、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做好易由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灾难的隐患排查治理，严防洪水淹井等事故的发生。

　　三、更加注重抓好煤矿瓦斯治理工作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各煤矿企业要坚持把瓦斯治理作为煤矿安全的重中之重来抓，在认真排查、治理隐患的基础上，把瓦斯治理各项措施做细、做实、做到位。要不断完善矿井通风系统，做到合理可靠、风量充足；要加强瓦斯抽采抽放，做到先抽后采、不抽不采、抽采不达标不采；要加强防治煤与瓦斯突出工作，强化区域性防突，严格落实“四位一体”防突措施；要加强矿井瓦斯监测监控，保证监测监控系统运行稳定、数据准确、断电可靠；要加强“一通三防”现场管理，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有效遏制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巩固和扩大瓦斯治理攻坚战成果。

　　四、进一步加大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力度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一定要坚持抓好小煤矿的治理整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深化整顿关闭攻坚战，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协调，狠抓落实，强力推进。要按照国家关于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总体要求和《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的小煤矿控制数量目标，督促各地认真研究编制“十一五”后三年煤矿整顿关闭规划，并列入地方工作考核，将整顿关闭任务落实到市（地）、县（区）和煤矿。要严格落实煤炭产业政策、规划，坚决关闭淘汰灾害严重、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煤矿。要通过严格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审查，进一步关闭整顿无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要严格按规定停止审批年产30万吨及以下的煤矿建设项目，坚决防止小煤矿前关后建，边关边建。要积极引导国有大型煤矿企业对小煤矿的兼并重组工作，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步伐，依靠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的管理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五、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基础管理

　　各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把煤矿安全生产领导责任、技术责任、监督责任和现场管理责任，层层落实到区队、班组和井下各个工作岗位。要严格煤矿负责人下井带班制度，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制止违章违纪现象。要坚持把加强安全基础管理作为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家7部委局关于加强安全基础管理“两个45条”要求，逐条对照整改、认真落实到位。要严把安全质量关，深入开展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促进安全工作创水平、上台阶；大力提高采掘机械化水平，努力实现张德江副总理在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上提出的目标要求。要强化安全培训工作，按规定选送“三项岗位人员”参加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落实企业全员安全培训工作，提高队伍的安全技术素质。要重视抓好煤矿专业技术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加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六、认真抓好受灾煤矿恢复生产验收工作

　　由于特大地震影响，部分地区煤矿受损严重。其中，大部分矿井瓦斯积聚、巷道坍塌、积水严重，恢复生产的难度很大、危险性很高，务必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要抓紧摸清矿井受灾程度和实际状况，对属于淘汰关闭范畴的和破坏严重、没有恢复价值的，可不再恢复，依法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二是对具备恢复生产条件的矿井要全面彻底排查隐患，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项方案和安全措施，有序恢复各个生产系统，严防恢复系统期间发生重特大事故。三是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停产煤矿复产验收制度。由煤矿企业提出复产验收申请，有关部门组织现场验收。验收合格的，由参加验收各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验收不合格的，继续停产整顿。要严格把关，不准随意降低标准、弄虚作假。其他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停产的煤矿，恢复生产工作也要严格按上述要求落实，始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七、严格监管监察，严肃查处事故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功夫下在现场、下在隐患的排查治理和督促整改上、下在防范大事故上。要始终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要加强生产能力监管，严禁资源整合矿井、基本建设矿井边施工边生产。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坚决暂扣或吊销相关证照；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立即责令停产整顿，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对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要按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的要求坚决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并处罚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继续依法严厉打击煤矿非法开采、违法生产行为，严防已关闭煤矿死灰复燃。

　　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将本通知及时转发到辖区内所有煤矿。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