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废止

王立军 赵静


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而来已有240多年的历史，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在这240多年间，有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废除但却实际上停止了死刑的执行，而有的国家却也仍然固守着保留死刑的阵地。到底如何看待乃至对待这种争论？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

一、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作为刑罚制度的一种，探讨其存在或废止的根基，不得不从刑罚的本质考察之。

近世，关于刑罚本质的学说伴随着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的争论而不断发展，主观主义刑法学者一般赞同刑罚目的主义思想，客观主义刑法学者往往会有赞同刑罚的报应主义观念(当然亦有主观主义刑法学者采报应刑说，或客观主义刑法学者采目的刑说)。古典派刑法学者康德、黑格尔、宾丁格等均是报应刑论者；在古代的刑法中业已存在目的刑的思想，但系统提出或完全否定刑罚的本质在于报应的学者当自近代学派始。意大利刑法学者龙勃罗梭、菲利均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刑罚的本质应当是预防犯罪的观念（实质上以上学者毋宁认为是犯罪学家而非刑法学家，因为他们是从如何预防犯罪的角度讨论刑法学，当然作为犯罪的后果的刑罚也必然会从预防犯罪成功与否的角度探讨）；真正将目的刑思想理论化的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他把刑罚的本质理解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认为刑罚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报应，而在于通过刑罚预防犯罪本人或其之外的人犯罪。在日本，目的刑思想得到了牧野英一、木村龟二等世界级刑法学家的支持，在目的刑论者与报应刑论者的互相批判与妥协下，形成了今日兼顾二者的折衷主义刑罚论。

我认为，单纯的把刑罚理解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是混淆了刑罚与一般预防犯罪手段的差别；脱离报应的刑罚有使对犯罪者刑罚量定主观化的危险，将会动摇近世罪刑法定主义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基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的自由，不定期刑以及其他由目的刑论衍生出来的刑罚执行方式有把刑法引致中世纪擅断刑之嫌，尽管刑法学大师牧野英一说到“现在的时代距法国大革命已经百年有余，中世纪残酷的擅断主义只是作为历史沿革的遗迹还残留在社会的记忆中而已。”，[①]但二战时期的纳粹刑法不得不使人怀疑目的刑论的人权保障价值。无论人类怎样地发展与进化，只要不根除作为人性的自私，就不能否定会有犯罪的发生；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刑罚从人性的角度讲，便摆脱不了报应的因素。“报应是人与生俱来的感情，在人类的生活的漫长历史中根深蒂固，没有人没体验过报应。刑法有宽大的，有残酷的，但是，不具有对恶性的恶报这一要素的刑罚是不存在的。报应即使不是刑罚的唯一要素，也是把犯罪和刑罚联结起来的唯一普遍的要素，是刑罚的本质。”[②] 如果说泷川教授是从正面肯定报应的角度论述，那么大冢仁教授则是从侧面否定单纯的目的刑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的。他说 “不能否定刑法中的报应，因为犯了罪才被科以刑罚这种基本的罪刑关系，在刑罚制度的历史沿革中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今日它也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法律确信。不顾过去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侵害事实，只是为了犯人将来的改善而科以刑罚，这与我们的法律感情不相容。”[③]另外，庄子邦雄博士也明确的主张报应论，“刑法的本质是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人的客观本性”。[④]小暮得雄博士则说：“不论从刑罚观之争为发端的学派论争的结果如何，常有无情或曰残酷的刑罚，毕竟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无论给刑罚冠以怎样的美名，其实体仍然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制裁、利益的剥夺及痛苦。”[⑤] 当然，如后所述，刑法学发展至今，完全否认目的刑论思想是不现实的，也应当承认刑罚在近代国家中的目的价值。

作为一种刑罚制度的死刑，其本质更是难逃报应主义的窠臼。如后所述，从目的刑的角度看，死刑的预防作用不论是从效果上还是从其代价和人道性上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死刑在当前其存在的基础总体而言我认为有二：其一，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其二，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统治阶级利用死刑可以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的一个犯罪者，如同从战争中消灭敌人一样——面对敌人，让其从世界上消灭，再有效和简单不过了。但近世的刑罚，若不符合谦抑与人道的品格，纵然其效果再明显不过，也不能运用；而且由于第一点更似一个政治而非法律问题，所以在此不予论及。

我认为，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一种刑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曰国民的法律感情。尽管国民的法律确信在法学者看来是何等的荒谬抑或野蛮，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了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这一点不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应当说一般都是承认的。如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⑥]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⑦]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⑧]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⑨]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⑩]“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1]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国民的法律感情抽象的谈论，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实可赞同。

二、死刑废止论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从报应刑的角度讲正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考虑死刑的存废，不能不顾及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法律感情。

但是近世的刑罚不能不论及它的目的，尽管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刑罚永远都不能脱离其报应的一面——只要它还是刑罚。

自19世纪年青的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将目的刑学说理论化以来，一般的目的刑论者者都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就是旧派的刑法学者也有承认刑罚是有目的的，只是主要强调一般预防而已，如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即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刑。……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2]）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虽然认为一般预防容易与报应主义结合从而导致刑罚威吓论的再生，所以主张向特殊预防的进化，但其仍未脱离李斯特的理论框架；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作了同样的思考：“我国刑罚的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它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13]

“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的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远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14]“一般预防，是相对于个别预防而言的，指通过对犯罪适用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指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15]刑罚的目的，由此无非是预防本人或其他人犯罪，然而作为一项刑罚制度的死刑究竟能否起到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否定死刑的威慑力，因为如果认为死刑没有威慑力，那么就说明所有的刑罚都没有威慑力，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只能说死刑有没有特有的威慑力。就这种特有的威慑而言，贾宇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死刑不可能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以实践上讲，死刑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16]就一般预防而言，世界上针对死刑问题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一直未能证明死刑相对于其他刑种有特殊的威慑力，最新一次的调查，即联合国在1988——1996年所作的调查表明“研究不能提供死刑对无期徒刑更有威慑力。不存在积极的证据证明死刑有威慑力。”[17] 我们无法根据统计的资料精确的证明死刑对所有的犯罪都没有威慑力，但迷信死刑的威慑力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某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普通刑事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至少说明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如果把人看作社会的目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设置一个公共的杀人犯——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杀人表演威慑其他人使之不敢犯罪；就特殊预防而言，“据说死刑可以使一个刺客永远失去再犯能力，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消灭使社会恐惧的精神病人和疯子……死亡！死亡！它既不需要创造性的沉思，也不需要对激情的反抗。”[18]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太昂贵，也不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品格。

所以，从刑罚的目的而言，死刑是应当废除的，至少其存在的合理是值得怀疑的，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也必须废除。

基于刑罚本质的报应方面而言，死刑也是必然要废除的。

首先，就是报应的主张也是越来越宽缓的。近代刑法的报应论学说经历了等量报应、等价报应、法律报应的发展。康德主张等量报应，他说：“谋杀的人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19]黑格尔则否定了绝对的等量报复，主张等价的报应，他说：“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和量的一定范围。从而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在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20]在这里，黑格尔较康德显然得理性化、人道性的多，而后来宾丁格又从法律角度进一步理性化的论述了法律报应主义的思想。

报应刑思想的发展至少可以说明即便是理性的法学者其报应观念也向宽缓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符合人道性的要求，由其是宾丁格的法律报应主义更是符合保障国民自由的要求，报应刑思想宽缓化将会给死刑的废止从报应的角度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尽管承认死刑的存在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符合其法的确信，也不能不说其是感性的、不人道的；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的报应感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从以下几方面可得以说明：

1．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至2000年10月世界上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76个，仅对普通罪犯废除死刑的国家共10个，可被认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共37个，加起来共有123个国家和地区。[21]在杀人强奸这样的所谓自然犯罪，人们的观念从报应的角度上讲历来是“死不足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可以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就能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这足以说明国民的报应观念是向着宽缓化方向发展的。

2．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古代社会，不论妇女、儿童或老人，只要犯了罪应处死罪，一般均判处死刑，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均规定了怀孕的妇女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规定：一、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二、对妇女，以及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法院作出判决时已满65岁的男子，不得判处死刑。其他国家的刑法大多作了类似的规定，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定中看出人们的报应观念是向着人道化的方向发展的。

3．死刑执行方式的变化。不论是在中国刑法史还是外国刑法史上，死刑的执行方式都异常残酷，主要方式有击死、斩首、焚葬、肢肢碎割、十字架磔死、溺死、撕裂、剥皮、……[22]，在中国古代有车裂、五马分尸、凌迟，人们无不尽死刑执行方式之能势以满足其对犯罪人的报应感，排解对犯罪者的愤恨；可是当代的刑执行制度已拒绝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执行方式，只有“注射、毒气、电刑、石击、斩首、枪决、绞”7种方式，为什么将其凌迟、五马分尸都难解其恨的罪犯现在简单的使之无痛苦的快速的死去便能消解人们的愤恨，满足人们的报应感情？由死刑执行方式的人道性方向可以看出，即便是国民的报应感情、法律确信也是发展变化的，越来越人道性、宽缓化的。

“当我们已经感觉到如能用别的方法来处置那些罪犯，则我们似乎可以减少些野蛮性，而同时社会将获得同样的保障。”当我们的国民报应感情、法律确信有一天认为即便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的死刑也是不人道的、难以接受的时候，死刑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而我们可以看出国民的报应感情的确是在向着一方向发展，所以死刑的废止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纲要》的通知
1994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
现将《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纲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纲要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政治工作，搞好党的建设，带动队伍建设，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意见》，结合检察机关政治工作实践，制定本纲要。
一、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
1、检察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实施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而在检察机关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保持人民检察院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性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保证，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
2、检察政治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依法建院，从严治检”的方针，围绕党的工作大局和检察任务，加强党建工作，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完善检察体制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检察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检察队伍，保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方针的落实和各项检察任务的完成。
3、检察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政治工作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改革创新。
4、检察政治工作要根据检察机关特点进行。人民检察院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是依法查办各种犯罪案件，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前沿和基础，检察人员既是反腐败的尖兵，又是受腐蚀的重要目标。政治工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要面向基层，深入第一线，加强严格执法教育，强化监督管理，严格执行纪律，鼓舞激励干警工作热情，解决干警实际困难，增强干警敬业精神和拒腐防变能力，保证全面、正确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5、上级检察院既要抓好本院的政治工作，又要协助地方党委抓好所属下级检察院的政治工作。下级检察院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署。
二、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
6、认真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努力提高广大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检察院党组要建立健全中心组学习制度，带头并组织检察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使干警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用三年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学习要联系检察工作实际，重点领会和把握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检察工作、反腐败靠法制、加强廉政建设等思想，提高在新形势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能力。
7、深入开展各种思想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党史教育；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近、现代史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检察人员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教育，特别是严格执法、廉政勤政教育，使干警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公正廉明，无私奉献。
8、实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制”，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经常性，增强针对性，发挥其在引导方向、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理顺情绪、调动积极性等方面的作用，使干警自觉抵制利的诱惑，防止权的滥用，排除情的干扰，警惕色的腐蚀，顶住势的压力，秉公执法，尽职尽责。
9、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渗透、融于各项检察工作之中。要关心、尊重、理解干警，定期分析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以及深层次思想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思想，批驳错误观点，澄清糊涂认识，树立良好风尚，弘扬革命精神。
10、思想政治工作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要创造条件，多办实事，努力解决干警的实际困难。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工作时间以外，延伸到家属中，筑起拒腐防变的第二道防线。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陶冶干警的思想情操。
三、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11、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检察工作的法定原则，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保证检察系统上下一致，步调统一，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
12、充分发扬民主。以完成各项检察任务为目的，紧密结合检察机关的各级党组织、各个机构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及干警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创造发扬民主的良好环境，鼓励党员、干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坚持原则，敢讲真话，充分调动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尊重广大干警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来自基层和实践的经验，增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
13、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保持与党中央在政治、思想、组织、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组织观念，坚决执行集体和上级的决定；增强纪律观念，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检察工作纪律，令行禁止。
14、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党组和检察委员会议事制度，下级对上级、个人对组织的重要事项报告制度，规范并严格执行干部任免、查办案件等工作规则和程序，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5、领导班子建设是检察机关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应当高标准、严要求，切实加强各级院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要按照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条要求，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改善班子群体结构，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思想解放、严格执法、廉洁务实、结构合理、团结高效的坚强集体。
16、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学习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民主集中制，力求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增强严格执法观念，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加强组织纪律性，做到令行禁止；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搞好班子团结，增加凝聚力和战斗力；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17、检察长是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的关键，要懂业务，善党务，带头发扬民主，坚持正确集中，当好“班长”。要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率先垂范，忠于职守，不断提高适应形势、统揽全局的能力。
18、上级检察院要加大“协管”力度，积极协助地方党委建设好下级检察院的领导班子。要紧密结合检察业务考察、考核下级院班子成员，及时调整充实，提高整体效能。要逐步建立完善规章制度，总结推广新鲜经验。
上级检察院要主动协同党委认真做好检察长人选的推荐、考核和协商确定等工作，搞好拟任和新任检察长的专门培训，支持和保护下级院检察长依法行使职权。
五、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19、大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建设一支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检察干部队伍，保证检察事业顺利发展的紧迫性、战略性任务。各级检察院都要十分重视并切实抓好这一工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规划，落实措施，大力选拔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加快班子年轻化进程，为建设好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班子奠定基础。
20、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为指针，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人、用人。坚持群众路线，拓宽识人视野和选人渠道，搞好民主推荐，进行科学考评，改进干部选拔办法，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重视选拔任用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年轻干部，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
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思想障碍，对政治合格、思想敏锐、秉公执法、政绩突出但有一些缺点、毛病的干部，要敢于提拔，合理使用，并帮助其克服不足；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建议党委及时调整，调不出去的应予免职或降职使用；对跑官、要官的干部，绝不能提拔重用。防止和纠正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逐步形成优晋劣汰，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富有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
21、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以革命化为前提，又要重视知识化、专业化和实际工作能力，注意从重要台阶、关键岗位发现和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选拔干部必须经过一定台阶锻炼，也要敢于破格提拔使用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近一两年内分、州、市院和省级院，都要配有三十岁左右和四十岁左右的领导干部。同时，也要合理安排使用其他年龄层次的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逐步形成年龄梯次、结构合理、后备充足、自然更替的领导班子更新机制。
22、加强后备干部工作。这项工作要列入地方党委的统一规划，上级检察院要加强督促指导。后备干部名单实行动态管理，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人制宜落实离岗培训、岗位轮换和到下级检察院、党政部门挂职锻炼等培养措施，适时提拔使用。
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23、检察机关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组织党员带头学好政治理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检察任务，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是否真正发挥表率作用、先锋模范作用进行监督；组织党员积极参加各种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加强对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活跃机关文化生活；加强纪律检查；做好新党员的发展工作。
24、各级检察院党组要加强对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工作的指导。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严格组织生活，提高党员素质，特别要搞好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和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按照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有关规定，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基层组织的活动，过好双重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
根据办案和其它检察工作的需要，独立活动有三名以上党员的办案组、工作组，应建立临时党小组或党支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强教育管理。
25、各级检察院都要努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水平，争取在两、三年内走在当地的前列，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大大加强，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员的比例增多，党员素质明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显著增强。
七、加强教育培训工作
26、教育培训是检察队伍建设的战略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教育培训规划，分期组织实施。积极开展以检察官资格培训和岗位职务培训为近期重点，高层次岗位培训、大学后继续教育为长期任务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拓展检察人员的知识，改善检察队伍专业文化结构，提高业务技能和工作水平，培养一大批精通各项检察工作的专门人才。
27、坚持专、兼、聘相结合，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逐步形成具有检察特色、多层次、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加强教育培训的基础工作，加快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和省级检察院培训中心的建设。
28、组织干警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学习掌握新的法律、法规，开展以老带新的岗位练兵活动，抓好基本功训练，进行写作、外语和使用现代办公、交通、通讯等装备技能的培训，力求一专多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制定标准，采取措施，培养和评选各种检察业务骨干，造就一支以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和优秀书记员为主体的业务骨干队伍。
八、强化队伍管理
29、坚持“依法建院，从严治检”的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带好队伍、管好队伍。防止重使用、轻教育管理的倾向。认真贯彻实施《检察官法》，建立科学的检察官管理制度。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检察书记官、司法警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人员逐步实行分类管理。努力创造条件，使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职称评定和职务评聘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强化司法警察的训练管理，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制定检察人员职务规范，促使检察队伍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30、严格掌握进人条件，坚持考试与考核相结合，认真审核、审批，确保进人质量。建立完善辞退、清调不适合做检察工作人员的制度，保证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认真做好离、退休老干部的工作。
31、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办案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考评奖惩制度，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以考绩为重点，全面考核干警的德、能、勤、绩，逐步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功者奖、过者罚、劣者出的竞争激励机制。
32、建立对秉公执法干警的保护机制。各级检察院领导负有支持、保护干警秉公执法的责任和义务。对因依法办案而遭受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对待的干警，要及时报告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级检察院，主持公道，予以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调动、罢免检察人员。对挟嫌报复干警的，应予追究。
33、大力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和表彰奖励工作，加大检察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学先进、赶先进、争创模范检察院和争当优秀检察官活动，及时地、分层次地表彰奖励查办大案要案及其它工作中的有功集体和人员。要善于发现、培养、树立和宣传典型，关心、爱护、帮助典型，更好地发挥典型的激励示范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检察机关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成绩，使社会各界理解、支持检察工作。
34、加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教育干警反腐保廉，严格遵守《检察人员纪律》。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开展党内监督和机关内部的制约监督，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定期进行执法执纪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清除腐败分子。深入持久地开展自身反腐败工作，不断增强检察队伍的反腐蚀能力。
35、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机构编制管理。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由政工部门具体管理。上级检察院要加强检查监督。
36、完善劳改、劳教场所派出院的设置，改进对工矿区、林区、农垦区检察机构的管理，加强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设置派出院的调查论证和审批工作。积极而有重点地设置乡镇检察室，巩固完善驻“两劳”场所和税务检察室，整顿撤销其它各类检察室。
九、搞好政工部门建设
37、人民检察院设置政工机构，作为院党组的工作机构。人数较少的基层检察院，可不设政工机构，但要配备政治协理员。政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政治协理员，应由副检察长级干部担任。选配党性强、业务熟、作风严谨的干部加强政工部门。
38、政工干部要努力学习政工和检察业务，增强党性修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热爱本职工作，成为广大干警的贴心人，使政工部门真正成为“干部之家”。
39、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实现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加强政工信息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运用计算机技术、档案微缩、电化教育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重视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创立检察政工理论。
40、各级院党组要切实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部署，重视政工部门建设，关心政工干部成长，提供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努力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