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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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

2001年11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合同监督,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订立或者履行的合同。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
  第四条 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不得有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内容。
  第五条 当事人订立抵押合同依法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必须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抵押物登记。
  抵押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注销的,当事人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注销登记。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政府采购、拍卖等活动中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处理。
  第七条 禁止下列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二)通过贿赂订立、履行合同,侵占国有资产的;
(三)利用合同低价折股或者无偿、低价转让国有资产的;
(四)订立假合同或者倒卖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五)利用合同违法发包、分包、转包,牟取非法利益的;
(六)利用合同经销国家禁止或者特许经营、限制经营物资的;
(七)利用合同垄断经营、限制竞争,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
(八)以欺诈手段订立、履行合同,侵害消费者或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
(九)其他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八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为他人实施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提供证明、执照、印章、账户、凭证以及其他便利条件。
  第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或者涉嫌违法物品存放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时,根据情况可以先行登记、抽样取证或者责令暂停销售;
(二)查阅、复制或者依法暂扣当事人与违法合同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检查中有根据认为当事人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根据情况可以对涉及违法的物品予以封存或者扣押。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对合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利用合同进行违法行为时,公安、邮政、电信、交通和金融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当事人有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向社会发布警示公告。
  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取得的财产,依法予以没收或者责令返还给相关当事人。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未办理抵押物变更、注销登记事项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二)项规定的,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三)、(四)、(五)项规定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没收物资,处以物资等值20%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七)、(八)、(九)项规定的,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据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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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全国妇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的通知

全国妇联办公厅


妇厅字〔2004〕18号


关于印发全国妇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的通知

全国妇联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分工》和《全国妇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意见》精神,我们拟定了《对中央文明委交给全国妇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25项目标任务的责任分工》和《全国妇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04年6月28日

对中央文明委交给全国妇联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
25项目标任务的责任分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分工》(文明委[2004]4号)中,交给全国妇联25项目标任务。为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提出责任分工如下:
一、全国妇联作为牵头单位的5项目标任务
1、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办好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探索建立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的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2、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组织(联络)部、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妇女报社、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中华家教杂志社
3、发挥各类家庭教育学术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家庭教育的科学研究。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妇女研究所、中国儿童中心、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女研究会
4、教育引导职工、居民重视对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思想启蒙和道德品质培养,引导家长以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子女做表率,支持子女参与道德实践活动。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5、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教育,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权益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法律帮助中心
二、全国妇联作为责任单位的20项目标任务
1、积极探索实践教学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的有效机制,建立科学的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综合考评制度。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妇女发展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拓宽素质教育的思路,积极开展各种富有趣味性的课外文化体育活动、怡情益智的课余兴趣小组活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培养劳动观念和创新意识,丰富课外生活。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3、加强工读学校建设,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和帮助。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法律帮助中心
4、把家庭教育的情况作为评选文明职工、文明家庭的重要内容。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组织(联络)部、机关党委
5、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注意寓教于乐,循循善诱,使未成年人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6、采取多种手段,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妇女发展部、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7、利用各种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纪念日,以及未成年人的入学、入队、入团、成人宣誓等重要时机,通过组织主题班会、队会、团会,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和必要的仪式,集中开展思想道德主题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提高道德素养。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宣传部、国际联络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8、利用“公民道德宣传日”组织好面向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活动。
牵头部门:宣传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机关党委、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9、丰富未成年人节假日参观、旅游活动的思想道德内涵,精心组织夏令营、冬令营、革命圣地游、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以及各种参观、瞻仰和考察等活动。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旅行社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机关党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10、加强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未成年人专门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指导上述场所积极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办公厅、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1、推动未成年人专门活动场所逐步深化内部改革,增强自身发展活力,落实以社会效益为主,不断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办公厅
12、切实做好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大城市逐步建立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功能配套的市、区、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中小城市重点建好市级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有条件的城市辟建少年儿童主题公园。3—5年内,每个县都要有一所综合性、多功能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13、对已建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进行认真清理整顿,名不副实的要限期改正;被挤占、挪用、租借的要限期退还。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
14、制定优惠政策,吸纳社会资金,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15、精心策划,整合资源,创作、编辑、出版并积极推荐一批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各类未成年人读物和视听产品。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报社、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中华家教杂志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16、继续做好面向未成年人的优秀影片、歌曲和图书的展演、展播、推介工作。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中华家教杂志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17、加强未成年人成长规律的科学研究,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妇女研究所、中国儿童中心、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女研究会
18、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牵头部门:权益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法律帮助中心
19、加强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中华女子学院、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20、加强青少年宫、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文化教育设施辅导员队伍建设。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全国妇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责任分工

为把《全国妇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现就有关目标任务分工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任务,把中央交给妇联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根据中央文明委确定的《意见》目标责任分工,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落实措施,分解任务,明确分工,加强督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宣传部、组织(联络)部、权益部、妇女发展部、国际联络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妇女研究所
2、加强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机构,充实力量,创造条件,使家庭教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
牵头部门:组织(联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
3、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的检查评估工作,重点检查贯彻《意见》精神、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工作的情况。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妇女研究所、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二、加强调查研究和政策理论研究,为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1、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家庭教育新趋势、新规律,使家庭教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宣传部、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女研究会
2、认真总结多年来妇联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丰富实践,重视对基本经验的梳理和典型的推广,因地制宜加强宏观分类指导。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家庭教育学
3、研究和推动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争取相关部门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支持,为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提供政策服务。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
4、组织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研究,重点对家庭道德教育、家庭教育规律、家庭教育法制建设、流动人口子女和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等课题进行研究。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5、建设全国家庭教育实验研究基地,开展应用型研究。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6、召开全国妇联家庭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家庭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三、以“三优”工程为龙头,促进家庭教育知识的传播与实践
1、以“为国教子、以德育人”为主题,开展“争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上下联动,在全国推出一批家庭道德教育丛书,培训一批家庭教育工作骨干,组建一批家庭教育讲师团,树立一批“为国教子,以德育人”的好家长,表彰一批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命名一批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区县。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出版社
2、运用各种有效形式和活动载体,宣传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中华家教杂志社
3、继续组织“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报告团”和家庭教育讲师团的巡回演讲。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4、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春蕾计划、安康计划、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等传统活动项目。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出版社
5、以“六一”儿童节、“公民道德宣传日”等重要节庆日、纪念日为契机,集中开展思想道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扩大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影响力。
牵头部门:宣传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6、全国妇联将每年9月定为“家庭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月”,开展宣传实践活动。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7、妇联所属报刊、出版、网络等各类宣传阵地,要开设和办好家庭教育专栏,凸现家庭道德教育主题,为家长和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中华家教杂志社
8、加强与主流媒体的联系与合作,扩大家庭道德教育宣传阵地,特别是运用好广播电台、电视台少儿频道,使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
9、以“心系祖国,健康成长”为主题,开展第十二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牵头部门: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部门:办公厅、宣传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
四、以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为载体,广泛开展儿童道德实践活动
1、以进家庭为重点,以亲子活动为特色,以家庭、社区和校外活动场所为主阵地,深化小公民道德建设“四进"行动,创建小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实践基地。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充分利用家长学校、社区家庭教育咨询站等渠道,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更新教育观念,重视子女思想道德教育,支持子女参与道德实践活动,为子女作表率。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3、运用儿童教育活动阵地,依托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活动网络,设计和组织各类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儿童道德实践活动,开发亲子互动和家长培训项目。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华女子学院、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五、加强对家长学校的规范管理,促进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
1、进一步做好对家长学校的指导和服务,通过家长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庭教育讲座和培训,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子观念和科学的教育知识与方法。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2、联合教育部门积极推进家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对现有家长学校的科学指导和规范管理,将家长的受训面和受益率作为考核家长学校的重要指标。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3、联合有关部门修订《全国家长学校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和《家长教育行为规范(试行)》,组织编写《家长学校教学指导纲要》。推荐一批家长学校工作指导用书,命名一批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4、挖掘社会教育资源,进一步拓宽办学渠道,因地制宜扩大家长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创建灵活多样的家庭教育组织形式。筹建全国家长学校指导中心和中国家庭教育网校。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5、重视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协助有关部门创建流动人口家长学校,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国际联络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六、推进儿童活动阵地建设,更好地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
1、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妇联所属儿童活动阵地和自办托幼园所的指导、管理和服务,促其增强实力,扩展功能,提高水平,办出效益。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儿童活动中心要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和面向儿童、服务儿童的宗旨,突出德育重点,开展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发挥好对儿童的教育引导功能。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
3、儿童活动中心要深化内部改革,探索企业化管理,增强自身发展活力,不断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牵头部门:中国儿童中心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
4、做好儿童活动中心的规范管理、检查评估和清理整顿工作,对名不副实的要限期改正,被挤压、挪用、租借的要限期退还。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
5、制定下发《妇联系统儿童活动中心管理办法》和《妇联系统托幼园所管理办法》。命名一批全国示范儿童活动中心和全国示范托幼园所。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中国儿童中心
七、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优化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1、进一步加强源头参与,关注和推动解决儿童健康权、人身权、受教育权以及家庭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女童、流动人口子女、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下岗失业人员子女、单亲特困家庭子女、残疾儿童和孤儿的权益保护问题。
牵头部门:权益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儿童工作部、法律帮助中心
2、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的修改和监督,促进各项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不断优化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法制环境。
牵头部门:权益部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法律帮助中心
3、发挥社会协调机制、法律服务机构和妇联五级信访网络作用,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投诉渠道,帮助儿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推动查处侵害儿童权益的事件,对重大典型案件进行重点督办。
牵头部门:权益部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法律帮助中心
4、加强对保护儿童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动有关部门重视解决危害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努力营造全社会爱护儿童的良好氛围。
牵头部门:权益部
责任部门:宣传部、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
5、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对网吧的专项整治,为家长监管子女在家庭中的上网行为提供有效服务。
牵头部门:宣传部
责任部门:权益部、儿童工作部
八、整合资源、壮大队伍,形成有利于指导和推动家庭教育的合力
1、发挥各级妇儿工委办公室设在妇联的优势,主动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各地儿童发展规划的目标责任制,把家庭教育工作特别是家庭道德教育工作纳入纲要和规划的评估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评估,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牵头部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
责任部门:儿童工作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2、发挥妇联系统五级工作网络优势,广泛团结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推动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指导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壮大从事家庭教育研究、指导和服务工作的专家队伍、讲师团队伍、宣传工作者队伍、专职工作者队伍、校外辅导员队伍和社区志愿者队伍,支持他们为家庭教育工作贡献力量。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组织(联络)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3、进一步加大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力度,推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妇联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共同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社会化、开放式工作格局。
牵头部门:儿童工作部
责任部门:办公厅、组织(联络)部、宣传部


刑法的程序与构造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家施予刑罚。即使是侵犯被害人人身的犯罪,追责权仍归属于国家,因为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秩序。在英国,13-14世纪时通过由国王的官员和法官执行命令(国王敕令)将刑事追诉权统一于君主之下。严重侵犯秩序的(称为重罪)是侵犯君主罪,起诉以国王的名义提起。此即:严重犯罪由王室法院审理,并以国王的名义起诉。起诉机关称为皇家检察院,案件的官方名称为,例如,The Queen versus Smith,简写为R .v .Smith, 甚至于Sm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wart勋爵兼首席法官指出“漠视他人生命和安全就等于是侵害国家的犯罪,行为应受惩罚”(Batem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w v. DPP一案的判词中对法官作用的重要性做了明确阐述,在该判词中他否定了法院有权创立新的犯罪但声称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作为普通法的仆人和卫士…….在法律的庭院里必须留有余权以实现最高和基本的法律目的,从而不仅维护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而且他们有责任保护它免受可能更加隐秘的攻击,因为它们是新异而无准备的。”在该案中,保护公共秩序证明将共谋犯罪扩展至本身不是犯罪但威胁着公共道德的行为(见第18章3),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正当的。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案子R v. K中,Millet勋爵希望改革法律因为他感到国会未能保证法律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该案涉及(生效)青少年同意性行为的年龄: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让我们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一例。Jack被指控谋杀Jill并且不服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谋杀的要素:Jack致使Jill死亡,Jack意图谋杀Jill或者至少意图导致Jill严重伤害。检察官举出Jack在离Jill四码远处用左轮手枪向Jill开枪的证据。这可能包括证人看见事件的证据以及法医的鉴定证据,诸如在Jill身上找到的子弹与Jack的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检察官也需要证明枪击致使Jill死亡,这就是尸体解剖的医疗证据。然后检察官需要证明Jack的心理状态:Jack意图杀害或者严重伤害Jill。检察官可以根据Jack在那时的行为(Jack近距离枪击Jilly,陪审团可以推断出对其行为唯一可信的解释是他意图杀害她)或言词来判断。还有其他间接证据,诸如有关动机的证据(例如Jack可从Jill那里接受大笔遗产)。
在检察官陈述后,被告人可以提交“无须答辩”,主张检察官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证据都对Jack不利,换言之,如果证据可以相信或没被否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如果被维持,那么法官就会让它继续:他不直接宣告无罪,因为检察官将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面对“可以答辩”,Jack就有选择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拒绝辩护,而不对检察官的证据作另一番解释。这是可能的,但与无罪辩护不合,并且可能意味着定罪。因为陪审团没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证据。定罪不是不可避免,因为陪审团没有义务相信检察官的陈述无可挑剔而且可能认为对Jack有罪仍有合理怀疑。
Jack可以反驳有关他枪击Jill或者枪击导致死亡,或者他意图伤害Jill的(或者所有这些)检察官证据。或者Jack可能承认这些事实,但提出辩护理由:主张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自我防卫;或者是可宽恕的因为Jill激怒了他使他失控。他必须举出证据,包括自己的供述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对同意的事实没举出证据)法官不会让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如果辩护理由交于陪审团,检察官除证明指控谋杀的所有要素外,还必须反驳辩护理由(例如Jack在自我防卫)。如果Jack以精神病或减轻责任辩护,他就必须依据该辩护的法律定义证明它。
辩护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告诉他们检察官必须证明的犯罪要素,并且概括证据。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的问题,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分歧,并且解释证明责任。然后陪审团决定事实(发生了什么?),将法律适用于事实(这是谋杀吗?)从而得出结论。

2-5 犯罪分类
划分犯罪的基本分类是诉状审判之罪,简易审判之罪,和可以前任一方式审判之罪。第一类是较严重的犯罪,诸如谋杀,过失杀人和强奸。它们在王室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前审判。相对较轻的犯罪诸如许多交通犯罪,属于第二类,由有限判决权的治安法官审理。第三类是那些像偷盗等依据情况严重性可相当不同的犯罪。它们既可诉状审判又可简易审判,选择在治安法官法庭作出。治安法官或被告人可以主张诉状审判;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时才可进行简易审判。对治安法官而言,选择取决于指控的严重性,如检察官陈述中所表明的,以及案件看上去是否可能提出最好能由法官决定的法律难题。对被告人而言,选择取决于许多事实:简易审判更快更便宜(这可能很重要,如果被告人被要求对法律援助作出贡献);虽然治安法官可以,如果他们已判刑,决定将判刑的罪犯交于王室法院,但是王室法院可以作出更重的判决;特别是如果辩护在于反驳警察证据,那么治安法官更有资格定罪。两种审判适用的程序不同,判刑权不同,上诉权不同,但是无论被告人是在王室法院或治安法官法庭被审判,犯罪(本书所涉及的)的定义不变。
更早的分类是重罪和轻罪。这种分类已由《1967年刑法法》废除,在此提到仅因为有时对重罪和轻罪作出判决时仍可参考,否则可能让人莫名其妙。《1967年刑法法》也创立一个可逮捕之罪的概念。现在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得到了界定,该法包括了所有最高刑五年以上的犯罪(也包括某些其他的特定犯罪)。当某人在实施可逮捕之罪时,警察和公众均可以进行无证逮捕。警察对可逮捕之罪和非可逮捕之罪有更广的权力(《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与s.25)。

2-6 刑罚
与讨论犯罪行为的定义相比,刑罚理论更关注讨论量性,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讨论量刑。但是犯罪的定义及其刑罚是有联系的。很少能找到认为有罪的被告人不适合于惩罚的情况。国家为什么应该惩罚犯罪人的主要理论很出名并且已有许多有关犯罪学和量刑的著作详细地讨论,但是可以简略地概括它们。一种理论是矫正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改造犯罪人以便其不再犯罪。另一种理论是预防论—通过刑罚的威慑预防犯罪人和其他潜在犯罪人犯罪。还有一种理论是无能力论—应该阻止犯罪人犯罪,典型的是通过监禁阻止犯罪。目前的主流理论是“该当”或报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告人应受到适合于他们应受谴责程度的刑罚,这是《1991年刑事司法法》背后的主要哲学依据,该法是主要的量刑法之一。在刑罚史的不同历史阶段,量刑均在这些理论间摇摆,毫无疑问的是四种理论都影响者量刑者,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冲突。

2-7 法律改革
修改刑法,像其他法律一样,取决于《国会法》。在近三十年来,国会十分依赖于两大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1959年设立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和1965年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两委员会的报告经常附带着可能形成立法基础的法案草案。这些成功的报告,纯粹以它们是否已被实现来判断,已经混合;一些,如刑法修改委员会有关偷盗罪的报告(1966年,Cmnd2977,第8号报告)或者是法律委员会有关未遂犯的报告(1980年第102号),都已经实现;其他的,如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因素的报告(1978年,第89号)以及最近法律委员会有关刑法典的报告(见第2章8),也已实现。
在设想进行较大的法律修改时,就设立了皇家委员会。一个例子是,皇家委员会1981年有关刑事程序的报告最终产生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法律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希望制定刑法典。

2-8 有关刑法典的建议
2-8-1 法典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