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和 谐 与 法 的 价 值

孙 菁 蔓

摘 要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号召的提出，和谐被纳入法的价值范畴已成为形势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和谐自身的优势和法律在当今可持续发展状况下的缺陷及重要地位决定的。而且，和谐作用的更好发挥也要求我们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解决。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和谐 法的价值 可持续发展


一、对和谐的分析
（一）和谐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和谐社会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也意义深远：更好地调和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使社会关系更加融洽；推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对自然资源地保护，更好地实现了当代以及后代人的利益，等等。只有在实践中采取措施做好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和谐社会号召的提出要求我们对“和谐”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和谐的自身分析
1、 和谐的概念
在不同的词典中对“和谐”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主要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异，它们对“和谐”本质的认识基本相同。和谐即是指各个差异部分通过某些特定的调节方式使相互之间能够协调的一种良好状态。在法的领域内的和谐，就是指通过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实现来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
2、 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区别
可持续发展，是指一部分人的发展不会对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构成侵害——代内公平；也指当代人的利益满足不能对后代人的利益构成危害——代际公平。可见，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是公平（或正义）。它是通过和谐手段来实现的，即通过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来实现对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追求。因此，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手段。但这是从实践层面而言的，如果从理论层面上，和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原则而存在。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这主要是由于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主要在于对现有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实现自然资源在代内和代际之间的有效配置，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3、 和谐的作用
（1）对人的作用
在现代法律权利本位的思想下，权利主体借助法律赋予的种种优越条件来保障自己私益的取得。在这种环境下，各权利主体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胀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和谐可以减少这种冲突的发生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这种作用的施展只有靠法律才能完成，把和谐的思想通过法律条文的方式贯注于法律中，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来把和谐应用到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领域。
（2）对社会的作用
这实际上是和谐对人的作用的间接表现形式，即和谐通过变革法律的形式 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必然会使社会秩序安定。因为社会的构成单位就是人，部分的协调会使整体处于平衡的状态。同时，和谐也可以对社会的直接调控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如对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宏观调整。但是，通过对人的作用来构筑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根本的、基础的。
（3）对自然的作用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现行的法律调整范围主要限于人们内部的关系，却很少涉及外部领域——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长期对自然的忽略已使我们遭到了自然无情的报复，如温室效应、酸雨等现象的发生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自然状况的恶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切身利益。和谐理念的发挥要求现行法律由权利本位向生态本位转化，把人们的绝对自由限制到相对自由，以适应实践变化的需要，这就象以前法律由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一样，需按照实际情况的需要更新法律。这样，和谐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对人和自然关系进行协调的价值，以更好地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法的价值的局限
（一） 法律的优越性
从上文所述来看，和谐对人们的作用极大，但如果要求人们实现和谐，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和谐作用的发挥与法律紧密相连。目前，其它实现社会管理的方式，如道德、宗教都不能超越法律，而成为社会主导的管理方式。这主要是由于法律本身具有以下优越性：
1、 强制性
这也是法律区别于其它管理方式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法律的最大优越性。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代表统治阶层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手段。当有人触犯法律时，就代表着其活动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违背，统治阶级就会利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甚至军队的力量来使违背者的行为得到规范，而单纯的个人力量是无法与强大的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在国家的强制力面前社会成员必须而且只能服从。这是道德、宗教等所不具有的，它们只能靠人们内心的伦理观念来使人们自觉行为，如有违背，则只能通过行为人内心的愧疚、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来进行规制。
2、 规范性
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明确、系统的法律条文才能较好的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这就决定了法律的规范性。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模式及结果通过明确的条文表述呈现在人们面前，昭示天下，就可以使人们在行为时参照法律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有利于别的主体对其监督，同时，法律的规范性也影响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人们对漏洞百出、含糊不清的法律必将持否定态度。
3、 全面性
法律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工具，这种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以反映在法律上，要求法律的规定也要全面。比如在主体方面，不但要规定自然人等私权利主体的行为，还要规定政府等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在调整对象方面，不但要规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要规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实施范围内，不但要规定国内的各种行为，还要规定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某些行为，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也应适时将一些新的领域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使法律能够全面得影响人们的行为。
4、 程序性
这主要体现在对纠纷的解决上。法律中包括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各种程序机制以解决在不同领域内发生的纠纷，这比道德和宗教要明显得多。法律在程序的规定上也设定了一系列的权力义务一使公正得到彰显，同时也是对实体规范上规定的权力义务实现的保障。
（二） 法的价值的局限
法律的种种优越性决定了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最优手段，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法的价值予以比较清晰的界定，进而使其对法律的运行进行宏观指引，实现法律的目的。
法的价值，实际上是法所蕴涵的目的和使命，也就是从终极意义上看法对人类、对于立法者所能满足其需要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是人类、立法者认为法律能够体现、能够承载、能够实现他们的种种理想或者追求，这些理想和追求就是法的价值。
为了满足社会的变化发展需要，法的价值需要纳入新的部分以满足实践的需要，这样才会对法律的适时性变更进行指导。随着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法的价值也被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可持续发展之前的时期，此时法的价值主要有秩序、自由、正义、效益四个方面； 后一阶段是法的价值应符合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要求进行更新（具体指把和谐纳入法的价值范畴，这在下一专题进行论述）。之所以要对法的价值进行更新，是指单纯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在可持续发展时代要求下不能满足要求，显示出它们各自的时代局限性。
1、 秩序
法律对秩序的建构首先是建立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其次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这是通过宪法和法律为社会成员规定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权利的界限和义务的边缘，并用文明的、公正的和理性的方式制止冲突，解决矛盾；再次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生产和交换秩序。 可见，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下，秩序没有体现出对自然秩序的确认和保护，它只局限于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调整，却忽略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自然秩序。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法律没有把对自然秩序的保护纳入价值范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也不会体现出对自然秩序的保护。
2、 自由
法律上所谓的自由就是指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受到法律保障或得到法律认可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的人的权利。传统法律“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认为“法无禁止皆自由”。作为传统价值定位之一的自由就成了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切事情的权利，也就是人类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它与“非持续发展”模式是相适应的。 在这种绝对自由的纵容下，私利主体打着“自由”的旗帜无止境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转嫁消耗到自然资源上以降低成本，使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能成为一个口号。
3、 正义
正义即公平，人们对公平的追求由来已久。在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众的斗争，取消了奴隶主与奴隶、君主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关系，赢得了公平；在近代社会里，女权主义的兴起要求男女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性别、种族之间的公平。现代社会里，公平在各个领域里都发挥着作用，法律把公平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必然的。但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下，法律对过公平的体现仍有欠缺，即这种公平限于当代人内部之间的公平，却忽略了人与外部系统的公平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现在倡导的公平依然是片面的。
4、 效益
效益原为经济学上的概念，研究的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即怎样实现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也可以是收益相同的情况下采取最小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较经济。法律中的效益，也反映了成本和收益的关系。人们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但过分地强调效益，使人们在对未来已稀少的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得开发、利用获得私利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人们以为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实际上，这成本是巨大的。它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使人们的再发展处于缓慢乃至迟滞状态。因此，效益价值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上不够。
三、和谐成为法的价值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法律的变革，体现在法的价值领域，主要是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谐列入法的价值。和谐成为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有如下三点理由：
（一）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和谐对法的价值起补充作用
和谐对法的价值的补充，主要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方面。而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它只是在现有法律已做出规定的基础上再予以强调。
一审判决后孙志刚死不瞑目

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 刘春


孙志刚，一个大学毕业两年后在广州打工的外地青年，2003年3月17日晚因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收容。在由收容遣送站转至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三无人员收治点”后，被医院护工及其他收容人员殴打，于2003年3月20日10时25分左右死亡。1
事件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亲自批示2。就这样，行凶者和与此案有关联的一系列人员迅速被依法惩处。2003年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对18名被告人做出一审判决。另据报道，广州市有三名副局级以下的行政官员和警察等共23名人员受到党纪处分或行政处罚3。
在短短不到80天的时间里，多达41名相关人员受到法律制裁，似乎大快人心，这一事件也似乎暂时告于段落。
然而，远在北京与孙志刚素不相识的法律界人士却依然壮怀激烈！
因为，不但2003年5月22日贺卫方等青年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4尚无反馈意见，而且，孙志刚案件的一审庭审又暴露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新的违法问题5；因为没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亲自批示，各地同时发生的和大量久拖不决的类似案件仍然得不到解决6；广州市和全国各地执行收容职权的有关部门并没有以此为借为戒进行整顿，切实加强执法人员的素质等等，凡此种种，无不令人忧虑！
一、收容能否从此走上末路？
（一）认识收容的概念 收容遣送和收容审查
在法律理论上，没有收容这个概念。收容是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手段。它种类繁多，问题复杂，是中国法律制度中最阴暗的一面之一。收容曾经分为收容审查和收容遣送两种。
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要查清罪行的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其自六十年代起就存在，依据是国发［１９８０］５６号和公安部公发（１９９０）２８号文件，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5月22日专门批复，重申收容审查的合法性7。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已经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个别地方还在违法使用收容审查手段8。公安部没有在《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明令废止收容审查，这是导致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在使用收容审查强制措施的原因之一。
收容遣送是由民政、公安部门负责，对于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以及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员予以救济、 教育和安置的一种制度。它的存在依据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孙志刚案件涉及的是收容遣送而不是收容审查。虽然，收容遣送和收容审查的执行机关、对象和依据都大不相同，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都不采取收容审查措施了，为什么对经济地位低下的流浪乞讨人员就要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呢？这是对流浪人员的歧视所致。
（二）、收容遣送没有法律依据
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然而，国务院并没有在立法法施行后，废止收容遣送的相关规定。
（三）运用现行法律废除收容制度
长期以来，收容遣送制度因没有法律依据而遭到法律界正直人们的不断抨击。正是因为收容遣送制度没有法律依据，非法限制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缺乏监督和制约，才使得收容的权力不断扩张，侵犯被收容人员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另一方面，被收容人员往往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员，他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向来逆来顺受，或法律意识淡漠，或没有经济能力寻求司法救济，这也培养了收容机构工作人员人上人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纵容了收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被收容人员的轻蔑和歧视甚至采取非人的待遇。以北京为例，每有重大活动都要清理遣送“三无”人员。在北京站就经常可以看到身穿制服的人象赶牲口一样趋赶着大量的收容人员，规模和场面着实令人震撼。孙志刚案件还有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没有被新闻媒体报道，那就是孙志刚死在精神病院里9，死前与精神病人一起关押，收容站如此不人道地对待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着实令人悚然。收容成了法制的死角和社会正常机体的毒瘤也从此可见一斑。
废除收容制度完全可以依据现行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正确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就可以废除收容制度，保证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避免悲剧重演。
二、加强执法者的素质建设，保障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合法权益
收容制度之于孙志刚的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不好的制度只是其死亡的一个条件，而真正导致孙志刚死亡的，是部分执法者不依法行政，或滥用职权，长期蔑视践踏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或对侵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行为姑息纵容，或官官相护。
如果执法者的素质和执法意识不改变，他们照样会利用好的法律制度，也就是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制度，侵犯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合法权利。中国目前在拘留，逮捕，或被判刑后在监狱服刑的人员，受到体罚虐待殴打甚至致死的也是屡见不鲜，即使是正在服刑的罪犯，他们的生命健康权也应该受到保护。所以，司法机关和国家机关应该从孙志刚的案件入手，加强对执法者的教育，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机制，对所有侵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三、孙志刚案件对其他冤案的启示——冤案的解决途径
孙志刚的案件充分显示了新闻界无冕之王通天的威力，再次让中国法律界蒙羞。
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在短短80天就得以解决，告诉人们一个可以效法的方法，那就是：一旦有了冤案，单纯通过法律手段是不够的也是幼稚的，要通过法律的、新闻的、政治的等等多种手段一起解决。
在现阶段，以新闻手段获得政治的手段，以政界要人的批示促进法律机制的高效运转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新闻媒体要选择全国性、世界性的，平面和网络不限，最大限度让恶行昭彰于世，以国际、国内的压力，敦促地方政府解决。
孙志刚的家属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要求却获得了巨额国家赔偿。他们可以休矣。但是，坚持法制理想，与本案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正义人士的心是不能被收买的。如果孙志刚的死能够导致中国收容制度的废除，如果孙志刚的死能够唤醒一部分执法者的良知，改变他们恃权枉法仗势欺人的作风，如果孙志刚的死能够带动其他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孙志刚死得其所！

刘春
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中国政法大学学士、硕士，
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LL.M.
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东京畿道10号石化宾馆写字楼401室
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 100032
电话：010-66053156 13901026458
传真：010-66085338
电子邮件：lclawyer68@hotmail.com
个人主页：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homepage.asp?userid=63965

1见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检验鉴定书》中心编号20030623，病理学号2939

2据2003年6月8日《新民晚报》《孙志刚之死案引发思考》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要求依法彻查此案，严惩凶手。

3 2003年6月9日新华网报道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护工）死刑，李海婴（收容人员）死刑、缓期2年执行，钟辽国（收容人员）无期徒刑，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3年。
4详见北大法律信息网 沈岿文集《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