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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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政府


《白山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3月23日市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

二○○一年四月一日


白山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良性运营机制,加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保护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吉林省农村
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资产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集
体经济组织),是指乡(镇)、村、社农民以生产资料集体
所有的形式组成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第四条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以下简称集体资产),
为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
护。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均有保护集体资产的权利和义
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抵押、
转让、没收、平调、侵占、贪污、挪用、私分、哄抢和破
坏集体资产。
第五条 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集体
资产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协
调、指导、监督和检查。
集体资产管理的日常工作,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
的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负责。其职责:
(一)负责贯彻执行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法律、
法规、规章,确保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受侵犯;
(二)指导和监督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管理;
(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集体资产变动的审查、确认、
产权界定、登记、年检和资产评估;
(四)确认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他单位中存在的资产份
额,并监督其使用;
(五)审计和监督集体资产的结存和运用情况;
(六)审计有集体资产的单位的财务情况;
(七)查处涉及集体资产的违法违纪案件;
(八)法律、法规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章 集体资产的范围与权属

第七条 集体资产的范围包括:
(一)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水面等资源;
(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积累资金、有价证券和
债权;
(三)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固定资产和投资或者投
劳(不含国家使用的义务工,下同)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四)集体经济组织兼并或投资兴办的企业、事业
单位的资产,以及其收益所形成的新增资产;
(五)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入股、与其它经
济组织联营、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或者在兼并、有偿转
让的企业中,按照协议(合同)和章程规定应占有的资产;
(六)集体经济组织接受的捐赠和无偿资助的资产;
(七)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兴办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所形
成的资产和按规定提取的生产性积累、折旧所形成的资
产,及其增值资产;
(八)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等无形资产;
(九)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资产所获得的承包金、
租金、土地补偿费和集体资产产权变更所获得的收入;
(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所有的其他资产。
第八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实行承包、
租赁经营或者被无偿占用的,资产的所有权不变。集体经
济组织的土地被占用,但未按规定办理征用地手续的,土
地的所有权不变。
第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兴办的企业实行承包或抵
押承包、租赁经营的,资产的所有权不变。其中,实行承
包经营的承包者在承包期间内需要投入资金和设备的,应
当与发包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书面协议(合同);否则,
其增值资产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十条 集体经济组织全部依靠贷款兴办的企业,资
产及其增值资产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十一条 集体资产所有权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当事
人协商解决,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协商不成的,
由集体资产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
规定处理,也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集体资产的经营与使用

第十二条 经营和使用集体资产,应当遵循保值和增
值的原则。对生产性固定资产,必须按有关规定及时提取
折旧。
第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自主决定集体资产的经
营方式。包括:
(一)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
(二)承包经营;
(三)租赁经营;
(四)联营或股份合作经营;
(五)法律、法规、规章不予禁止的其他经营方式。
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四荒”使用权,应当采
取招标方式实行承包经营,或者采取拍卖方式开发经营。
第十四条 集体资产实行承包或者租赁经营的,应当
坚持公开、公平、效益的原则。除平均承包外,非平均承
包和租赁经营集体资产,应当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经
营者。
第十五条 经营集体资产应当依法签订合同,明确产
权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集体资产实行承包或者租赁经营的,应当
合理确定折旧费和承包金或租金。承包者或者承租者必须
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管理和保护集体资产的义务,按规定
的用途使用集体资产,并按合同规定及时交纳折旧费和承
包金或租金。集体资产经营者不按规定使用集体资产或者
不按规定交纳折旧费和承包金或租金的,必须承担违约责
任;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将集体资产收回,并解除合同。
第十七条 集体资产实行联营和股份合作经营的,应
当对所利用的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清理债权债务,并经县
级以上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进行资产价值评估
和确认。

第四章 集体资产的产权登记和年检

第十八条 凡是占有、使用集体资产的集体企业和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非集体所属的占用集体资产的单位(以下
简称被登记单位),均须按照本章的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和
年检。
第十九条 集体资产的产权登记证书( 以下简称产权
证),是集体经济组织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理集体资产,
并以该资产承担民事责任和依法确认占有、使用集体资产
单位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关系的法律凭证。
第二十条 县级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负责按产权归
属关系办理产权登记,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乡(镇)
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办理产权登记。
第二十一条 集体资产产权登记分为初始产权登记、
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其主要内容:
(一)出资人名称、住所、出资金额及法定代表人;
(二)单位名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
(三)单位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四)单位的实收资本、集体资本;
(五)县级以上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规定
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被登记单位应当自资产核实之日起6 个
月内或者自审批机关批准成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初始产
权登记,领取产权证书。被登记单位对产权证书应当妥善
保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外借产权证书。
产权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的,必须及时向登记机关作出报
告,并申请予以补发或者换发。
第二十三条 被登记单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
(一)单位的名称、住所、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改
变的;
(二)单位的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
(三)单位的分立、合并或者经营形式改变的;
(四)县级以上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规定
的其他变动情形。
第二十四条 被登记单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一)单位解散;
(二)单位被依法撤销;
(三)单位破产;
(四)单位产权被所有者全部转让、出售或者被划转;
(五)县级以上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规定
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集体资产产权登记实行年检制度。
集体资产产权登记的年检工作,由县级农村集体资
产(农经)管理部门负责;年检的时间,一般应当在上一
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结束。其年检的内容:
(一)办理产权登记情况;
(二)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变化情况;
(三)用于生产经营的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及其收益分
配情况;
(四)县级以上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规定
的其他年检事项。
第二十六条 办理产权登记和年检,必须到物价部门
办理收费许可证,并严格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第五章 集体资产的评估

第二十七条 集体资产评估,是指为使集体资产有
效、合理地流动,防止集体资产在流动中受到损失,在集
体资产产权变动时,对资产的价值进行评定估算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集体资产的评估工作,由县级以上农村
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集体资产的评估,须由经资格确认的农村集体资产评
估机构进行;未经资格确认的任何机构不得进行集体资产
的评估。
第二十九条 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单位(以下简称
占用单位),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的拍卖、出售、转让、兼并、租赁;
(二)资产的非平均发包;
(三)实行联营、股份经营及改组股份合作制;
(四)以股份的形式将存量资产折股量化或折股出
售;
(五)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开
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六)资产清算;
(七)以资产抵押或者作经济担保;
(八)更换主要领导人;
(九)承包期满评价经营管理状况;
(十)参加保险;
(十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
情形。
第三十条 集体资产的评估,必须遵循真实、科学、
公正、可行的原则,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标准、程序和方法进行。
农村集体资产评估机构对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有关情
况、资料及其评估结果,负有保密责任。
第三十一条 集体资产的评估结果须按权属关系经乡
(镇)、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验证确认,并
经县级集体资产管理部门鉴证后,方能作为有效依据。
第三十二条 集体资产评估机构开展集体资产评估工
作,可以实行有偿服务。但是,须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
可证,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第六章 集体资产的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体资产的管理工
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行管
理职权;社(组)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可以由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行管理职权。其主要职责:
(一)组织实施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作出的有
关集体资产管理的决定;
(二)制定和组织实施集体资产管理制度,保障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
(三)监督检查所属经营单位和承包、租赁集体资产
的经营者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四)按照章程或者协议(合同)的规定,派员参与
联营、股份、合资、合作等企业的集体资产管理工作;
(五)负责集体资产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三十四条 下列事项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年度财务预、决算;
(二)集体资产的经营方式、经营目标的确定和重大
变更;
(三)重大投资项目;
(四)年度收益分配方案;
(五)主要资产的处置和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十五条 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实行民主管
理,帐内核算;应当定期公布帐目,接受其成员监督。
第三十六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积累资金和乡统筹费,
由乡(镇)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代为管理。任
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乡(镇)农村集体资产
(农经)管理机构对积累资金和乡统筹费的管理和使用。
集体经济组织的积累资金和乡统筹费,不得用于抵押
和担保。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偿占用集体资
产,占用的应当退回;无法退回或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经济损失。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以集体资产进
行抵押或者担保。否则,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者承担经济
赔偿责任。
确需以集体资产用于抵押或者担保的,必须经集体经
济组织全体成员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县级农
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积金,应当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公积金提取的标准:
(一)出售固定资产、拍卖“四荒”使用权和土地
补偿费等收入,全额记入公积金;
(二)经营收入按不低于2%提取;
(三)发包及上交收入按不低于30%提取;
(四)年终收益分配时,其净收益按不低于5%提取。
第四十条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单位需要出资购置
和新建(以下简称购建)固定资产的,须经全体成员大会
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县级农村集体资产(农
经)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购建。对擅自购建的,应
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一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登
记、保管、使用制度和产品物资入库、出库、保管、领用
制度。
第四十二条 建立集体资产报告制度。集体经济组织
应当按照规定填报会计报表和集体资产年度经营报告书,
定期向乡(镇)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报送,并
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
第四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接受农村集体资产
(农经)管理机构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审计。

第七章 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

第四十四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
现金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开支审批制度,严格审批手续,
保障货币资金的安全与完整。
第四十五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制
度,通过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民主理财机构及其组成人
员。其民主理财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和财务公开
情况进行查询;
(二)代表本集体经济组织审阅有关财务帐目,反
映财务管理问题;
(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和财务公
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或者处理意见;
(四)向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部门报告财务
管理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改进和处理的意见或建
议。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妨碍民主理财机构履行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职责。
第四十六条 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严格执行有关现金管
理的法规规定,实行帐款分管制度。严禁会计、出纳一人
兼,严禁村党支部书记、村(社)长或者厂长(经理)兼
会计或出纳员职务。
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建立健全现金开支审批制度,严格
开支审批手续。现金开支须由主管财务的领导审批。对手
续不完备的开支,不准付款;对不合理的开支,出纳人员
有权拒绝付款并向集体资产主管部门反映。对库存现金,
必须实行限额管理;库存现金不得超过1000元。
第四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不符合财务制度规
定的凭证抵顶库存现金或者入帐;严格禁止公款私存、帐
外帐和未经批准的坐收坐支。
第四十八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使用省“四项专利”
标准帐簿和文书,及时准确地核算现金收入、支出和结存,
做到日清月结、帐款相符。会计员与出纳员应当定期核对
现金及存款帐。
第四十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支出的预算
和审批制度,对管理费用等非经营性开支实行总量控制;
必须量入为出,不得超支。
集体经济组织的差旅费开支,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对于超过标准的部分,一律由出差人自行承担。
第五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集体经济组织的
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滥发奖金或者实物和补贴。
第五十一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报废或者变
卖,须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乡
(镇)农村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第五十二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进行年终收益分配时,
应当准确地核算全年的收入和支出;全面清理财产和债
权、债务;结算和兑现承包合同。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报送财务报表,并向全体成员公布。
第五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会人员应当保持相
对稳定,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调换。
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和出纳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培训和考核。
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人员任免和调换,必须经成员大
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由乡(镇)农村集体资产
(农经)管理机构考核批准,报县级农村集体资产(农经)
管理部门备案。
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会人员在调动或者离职时,必须经
乡(镇)农村审计站审计。
第五十四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享受与该组织的其
他主要干部同等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并享受相应职称
的专业技术补贴。
第五十五条 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加强对财务档案的管
理,建立财务(会计)档案室,实行统一管理、专人负责,
并做到档案资料完整无缺、存放有序。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农村
集体资产(农经)管理机构依据《吉林省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集体资产管理不善,造成资产损失的;
(二)对生产性固定资产未按规定提取折旧费用的;
(三)对未按规定比例或者标准提取公积金的;
(四)对违反规定管理和使用公积金的;
(五)对挪用、哄抢、私分和破坏集体资产的;
(六)对平调集体资产的;
(七)对动用集体积累资金和乡统筹费进行抵押或者
担保的;
(八)对无偿占用集体资产的。
第五十七条 对具有本办法第五十六条所列行为或
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集体资产的单位和个人造
成集体资产损失的,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对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
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由市农业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如与
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相抵触时,按
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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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回国探亲华侨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回国探亲华侨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



第一条 为了优待回国探亲华侨、照顾合理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回国探亲华侨(包括随行的外国籍配偶)一年内首次入境携带的行李物品,海关按本规定所附《回国探亲华侨带进免税物品限量表》(以下简称“限量表”)规定的品种、数量,给予免税优待。随行不满十六岁的子女,免税放行“限量表”第一项物品及任选第五项物品中的一
件。回国探亲华侨一年内第二次入境,海关只免税放行“限量表”第一至三项物品。
第三条 回国探亲华侨携带入境的行李物品,超出“限量表”限量,除仍属自用范围经海关核准予以征税进口的外,应予退运。
第四条 回国探亲华侨携带出境的行李物品,除限制出口物品外,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准予带出。
第五条 回国探亲华侨进出境不得携带禁止进出口的物品。
第六条 华侨回国定居带进的行李物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海关凭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发给的《华侨回国定居证》予以免税放行。自用小汽车,每户限一辆,征税放行。
第七条 来华探亲的外籍华人、出境探亲的中国公民、定居中国的外国侨民进出境携带的行李物品,比照本规定办理。
第八条 本规定未列的事项,按海关有关法规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实施。

附:回国探亲华侨带进免税物品限量表。

--------------------------------------
| 品 名 | 数 量 |
|-----------------------|------------|
|一、食品、衣料、衣着和价值人民币50元以下 | 限合理数量 |
| 的其他生活用品 | |
|-----------------------|------------|
|二、酒 |2瓶 |
| |(不超过1.5升) |
|-----------------------|------------|
|三、烟 | 4百支 |
|-----------------------|------------|
|四、电视机、电冰箱、收录音机(包括音响组 |一年内首次入 |
| 合、多用机)、录像机、照相机、洗衣机、微 |境任选其中1 |
| 计算机(包括主机和配套的专用配件)、 |件 |
| 摩托车和其他价值在人民币200元以上 | |
| 1,000元以下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 |
|-----------------------|------------|
|五、手表、播放机、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 |一年内首次入 |
| 普通电子琴、电烤箱、幻灯机、投影机、打 |境任选其中5 |
| 字机(包括电动的)、热水器和其他价值 |件 |
| 在人民币200元以下50元以上的学习和生 | |
| 活用品 | |
--------------------------------------
注:1.物品价值按到岸价格核定。
2.汽车不准进口。
3.带进限量表第五项物品,同一品种可以重复1件,但总件
数不得超过5件。



1985年10月12日
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以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

周志刚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1] 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事诉讼机制为目标的审判方式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在法官权力与当事人权利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对于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主体——法官来说,实现对自身角色的理性认识和准确定位,将对推进这场改革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其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启示,从而论及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恰当处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二者的关系,并对诉讼进程中法官职权的具体体现——诉讼指挥权加以分析。
一、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比较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2]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改革时,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加以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划分化为两大模式:一是当事人主义(又称为“对抗制”)模式;另一是职权主义模式。 前者以英、美为代表; 后者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其中德国
最为典型。这两大模式分野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特征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启动、推进、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提供证据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一般不介入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律通常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证据或积极地谋求当事人和解,法官只能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作出裁判,并且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法庭辩论呈现出激烈的对抗色彩,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双方当事人的“竞技”或“决斗”。当事人要想在竞技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发挥自己及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在诉讼中展开攻击和防御,同时也使陪审团和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激烈的对抗中正确地采纳和运用证据,这些国家的法律通常设置了精细、严格、完整的程序制度 (如交叉询问制) 和证据法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尽管对于诉讼程序的发生、 变更、 消灭等重大诉讼事项是由
双方当事人起决定作用,但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他们依法定职权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了解案情,确定争议的焦点,积极主动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第二,在庭审中,法官有权掌握和控制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有权主动地向当事人、证人等发问,并适时地促成双方和解。诉讼结果并非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专业技能及辩才,法官在庭审中始终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第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有权收集、审查和评判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非完全依赖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并且贯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又被称作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3]基于处分权主义,又产生了辩论主义。对辩论主义原则的理解,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 诚如一位西方法学家所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同流行的制度是处分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提出什么争端,举出什么证据和作出什么样的辩论, 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 [4] 即使是法官职权较大的德国,由法官主导诉讼的进程,但其底线仍是当事人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采用的职权主义与前苏联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所谓“职权主义”截然不同。前苏联所采用的民事诉讼结构,因其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而被认为是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绝对主导权,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法院须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5]这种职权主义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由于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法制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上具有共通性,在民事诉讼中即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而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法官职权的有效约束。
二、对现代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初,庞德对普通法诉讼制度的批判,悄然拉开了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序幕。[6]不少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了法院(法官)的程序控制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予以限制;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强化法官职权作为改革的主线也清晰可鉴。20世纪70年代,世界诉讼法学界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权力的增加,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原理的弱化(即使不抛弃的话),这一潮流也为许多西方国家所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英国和美国。实践证明,这一潮流是合理的,因为它提高了司法裁判之效率,使保障诉讼迅速且井井有条地进行成为法官之任务。”[7]
目前,两大法系各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观点认为在普通法系各国,法官在程序上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而在大陆法系各国,法官在诉讼程序和证据调查中几乎处于支配地位,在两大法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在今天,这一观点不啻是一个神话。现实的程序观已超越了各法域和法系, 各种各样的程序方法在各法系之间是互相渗透的。” [8]在国际
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一体化的动向。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过去长期实行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已充分显露其弊端,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不相适应。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而且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法院包揽诉讼的职权主义审判制度开始向尊重当事人权利的诉讼制度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法院开始广泛推行以强化当事人权利、弱化法院(法官)职权为基本特征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改革中曾推出过“一步到庭”的审理方式,即不论案件是简单明了还是疑难复杂,在开庭以前,法官对所处理案件的了解仅限于原告的起诉状和被告的答辩状,对于其他证据一概由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供。一些地方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对抗制”审理模式,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作绝对化的理解,法官不再调查取证,不主动询问当事人核实证据,而是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和相互质证,凡举证不能的则一概承担败诉风险。这些改革措施表明,我国正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原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发现完全由当事人主导的诉讼制度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某些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相差悬殊,如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可能最终导致实体处理不公;而实行“一步到庭”的做法,由于法官和当事人在庭前准备均不充分,在法庭上法官又过于消极,指挥诉讼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久查不明,造成诉讼时间的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的成本无谓增加。对此,一些学者批评改革“已进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误区”,因而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目标取向上,应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非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随着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选择什么样的诉讼模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话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自主权(主要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权自治”和“意思自由”原则所决定的。但绝对的当事人自主权并不存在。当今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两大法系诉讼模式日益融合,法官职权过度的国家,逐渐贯彻当事人的自主权,而对抗制色彩浓厚的国家,逐渐强化法官的职权。基于此,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能因为强化当事人的自主权而将法院(法官)的职权一笔抹杀。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司法改革中职权主义因素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及我国原先实行的“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模式是正确的,改革要重回老路。职权主义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如纯粹的对抗制不能保障实质性正义的实现,故而不应设置无边际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一样,法院职权主义也并非毫无限制,它受到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约束,比如,在诉讼的提起、诉讼标的的确定或当事人的和解等问题上,法官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思,法官依职权对诉讼进行干预不得侵犯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不得偏袒一方等。当事人自主权与法官职权的有机结合、均衡分配,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也应当通过合理分配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为基础来构造,在贯彻落实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保留适当的职权主义因素。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诉讼指挥权的内容
如前所述,为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力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现代民事诉讼在强化当事人自主权的同时,并不排除法院(法官)的职权作用。从诉讼开始到诉讼终结的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往往需要加以组织、安排、引导和控制,法院(法官)的这种职权体现在诉讼进程中,即为诉讼指挥权。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法院在监督诉讼程序合法进行,谋求完全、迅速的审理,尽快解决纠纷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权能的总称。”[9]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笔者认为诉讼指挥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程序引导权。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两种模式各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应当分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庭审中法官和当事人互动的良性机制。一方面,应当看到我国原有的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严格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充分参与程序的权利,法官过度操纵和控制诉讼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完全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所以,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往往引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滥用诉讼权利,降低诉讼效率,甚至具有把整个诉讼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竞技比赛的危险。所以,不能因为强调当事人的作用而放弃法官对诉讼程序实施必要的控制和引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法官在指挥诉讼中的程序引导权包括 :(1)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予
以受理,启动审理程序;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2)通知被告应诉,确定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追加或更换当事人等。(3)对案件的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确定。(4)指定诉讼程序中的期日、期间,如举证时限、交换证据的期日和开庭时间等。(5)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确定争点。(6)促成当事人和解,或主持调解。(7)指定或委托鉴定人。(8)根据法定原因,中止、终结或恢复诉讼程序。
(二)庭审指挥权。笔者认为,基于审判权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在法庭审理这一环节中,法官角色的基本定位是消极性的,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提出的证据,通过判断证据的真伪和证明程度,扮演好裁决者的角色。 当然,法官的消极性是相对的,其中也蕴藏着积极的成份。法官在庭审中既要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及时归纳案件的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案情的焦点展开辩论,以提高整个庭审活动的功效。具体而言,法官的庭审指挥权包括:(1)宣布开庭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宣告上一程序结束和下一程序开始。(2)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要求有关人员向法庭提供证据。(3)应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请求,允许其发表意见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当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或者提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应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反对请求,可制止发问或者提示证人不作回答。(4)组织当事人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质证和辩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5)对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权制止并依法予以制裁。
(三)释明权。 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谷口平安先生首先提出的,是指法官为澄清争端和公正裁判而询问当事人以及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的权限。[10]具体的说,就是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时,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行使释明权均有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法官在审前会议对当事人之间不明确的主张或陈述,可以行使职权,促使当事人补充说明。释明权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修正,纠正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等缺陷,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然而,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限制,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时,如果法官依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应败诉者却赢了官司的可悲结局。这样的审判结果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而且也是对公正、公平审判目标的讽刺。因此,强调法官释明权的同时,还应强调释明含有义务要求的一面。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长对有必须释明的地方必须加以释明”。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虽然没有规定释明权制度,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 明确了 “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以及“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以上规定可以被视为是法官的释明权,但并未完全涵盖释明权的内容。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种情况法官也可以行使释明权:(1)当事人的请求或陈述中包含相应的意思,但未能正确表达或清楚表达时,法官可以释明;(2)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可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补充或提出新的诉讼资料;(3)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从性质上说,释明权是法官为明了原告或被告所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活动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主张和举证,因而释明权的行使仍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 为防止法院行使释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释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行为提出异议。此规定可兹我国借鉴。
(四)调查取证权。笔者认为,完全由当事人举证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为法官保留必要情况下的调查取证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在当事人不能举证和必要时的调查取证的规定,与我国律师制度不发达,当事人的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拮据,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条件有限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把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升到绝对化的地步,其结果不仅违背审判方式改革的初衷,而且会造成大量案件的司法不公(主要是实体不公),进而动摇整个司法制度的根基。[11]所以适当的职权调查取证仍有必要。其积极意义在于,排除庭审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受到的语言、辩论技巧的影响,避免因客观原因造成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致判决对其不利且显失公平的情形发生,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节,其中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限定,是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上述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院(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种补充权,法官一般不积极主动行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当成为处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关系的一般原则。(2 )它是一种限制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程序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启动;且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3)它是一种可以权,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准许,由法官审查决定;并且,经法院调查证据而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非由法官承担。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单纯强调某一种诉讼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远离了时代的潮流。“在程序法领域中,我们迎接时代挑战的最好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方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序控制之间的关系。”[12]德国著名法官瓦塞曼在1978 年出版了《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主张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即诉讼由以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同运作,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设立对话的桥梁,通过对话促进纠纷的早期解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协同主义。国外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世界性司法改革潮流中已经发生了趋同性的演变,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淡化模式之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划分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能,在加强当事人自主权利的同时,为法官保留适当的控制、管理诉讼的权力,形成解决民事纠纷的互动机制。这样的改革取向,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恰好与当今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潮流相吻合。

(作者单位: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


注释:
1、(意)莫诺·卡佩莱蒂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3、(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前言”部分。转引自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法学评论》2000年6期 。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转引自蔡虹:《 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选择》,《法商研究》1998年5 期。
5、王福华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范愉著:《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7、同注释1,第52 页。
8、(日)小岛武司著:《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9、(日)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汪一凡译,(台)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转引自何良彬:《处分原则研究(下)》,发表于《当代法官》(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2002年第2期。
10、(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第119页。
11、黄松有著:《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国情意识》,发表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6期。
12、同注释1,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