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案件开庭审理范围的改革，是2012年3月通过的修改后刑诉法的重要修改内容之一。修改后刑诉法第223条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比较而言，1996年刑诉法对上诉案件采取的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不开庭审理为辅的原则，而修改后刑诉法限缩了开庭审理的范围，但相关内容更明确。

■二审开庭审理范围改革是对司法实践的回应

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是普遍现象，除死刑二审案件外，其余上诉案件开庭比例都很低，基本上呈现以不开庭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的现象。如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的二审开庭审理案件比例均在5%至10%之间。

反思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巨大鸿沟，司法实务部门认识到:一方面，许多上诉案件的不开庭审理是现实的需要，对上诉案件原则上采取全部开庭审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有必要限缩上诉案件的开庭审理范围。另一方面，有些上诉案件的不开庭审理又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导致了二审程序的虚置，违背了司法公正，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标准过于笼统、主观色彩浓厚，不利于实践中把握，因此，修改后刑诉法对上诉案件的开庭审理标准明确加以规定，是非常合理的。

■二审开庭问题待进一步研究

不久前，“两高”先后公布了适用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但关于二审开庭审理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上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判断主体不够明确，容易产生权力越位和判断争议。从法律表述上看，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判断权归属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但第二审法院是一种抽象的主体，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判断主体。同时，在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时，一般都会进而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但是，从法律表述上看，“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判断权又最终归属于裁判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被告人一方与裁判者之间的认识分歧，也易产生争议。

(二)开庭审理条件的规定仍显主观，刚性不足，实践操作中裁判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容易导致裁判权的滥用。特别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规定在判断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相应的裁判者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就可能出现裁判者因为其他的理由、以不符合“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形而剥夺当事人的开庭审判权利。

(三)开庭审理条件设置了实体性要求，有违先审后定的基本要求，易带来被告人不服判的负面法律后果。“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因素，需要法院对异议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后才能得出结论。判断是否需要开庭审理应当是审前程序，在审前程序即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判断并且得出结论，有违先审后定的基本精神。同时，该项规定也向当事人传达了一种信息，即凡是开庭审理的都是二审法院认为事实、证据有问题并且影响定罪量刑的，从而对二审判决改判抱以极高的期望值，而一旦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则被告人更加难以接受判决结果，导致对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公正性的质疑，从而产生不利法律效果的可能性增加。

■二审开庭相关问题的改革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在理论和实务上达成共识，进一步完善细化二审开庭程序。

首先，明确判断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主体为二审合议庭。一方面，判断是否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的主体为合议庭，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这样与审判主体同一，避免过于随意。同时由于毕竟是审前程序，是诉讼环节之一，判断主体也不必是院长或者审委会;另一方面，被告一方当事人有提出异议申请的权利，也应当允许检察机关有提出开庭审理建议的权利，但是否开庭审理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合议庭。这样避免在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影响审判的严肃性，削弱司法权威。

其次，明确二审法院判断和决定开庭审理的程序。是否可以考虑设置相对灵活、简易的二审审前程序，用以确定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决定是否开庭审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程序中，可以询问被告人一方当事人意见，是否提出异议和开庭审理申请;征求同级检察机关意见，是否建议开庭审理。

再次，细化判断标准和条件，弱化实体审查色彩，突出程序审查色彩，尽量避免产生争议。一方面，将当事人异议的情形尽量用列举方式加以明确。另一方面，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含义进行具体化，列举一些一旦存在即符合条件的客观情形(如原判认定事实有明显遗漏或者超出公诉范围的;原审未经庭审质证的材料被判决采纳;原审有相反证据未经庭审质证未被采纳的;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或者线索与原审采纳的证据相反的)。避免需要审查才能进行判断的情形，从而突出程序审查色彩，弱化实体审查色彩。

最后，增加检察机关的参与程序，为检察监督提供途径。对于当事人有异议但合议庭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案件，应当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对于检察机关建议开庭审理的案件，法院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对于是否开庭审理的决定，应当将书面决定告知同级检察机关。

(常国锋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属于新建立的一项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该规定在证据交换程序方面所言不多，仅以有限的几个条文规定了证据交换的组织形式、交换时间、交换要求、交换次数等内容，而在如何具体操作、如何发挥最佳证据交换程序的效用等方面目前都属于实践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证据交换制度其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工作实践，就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证据交换制度的含义、立法背景和作用

　　（一）证据交换制度的含义

　　在《布莱克法律辞典》中，证据交换指“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诉讼资料。”[1]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是指于答辩期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以前，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对于比较复杂的民事案件，为了提高开庭审理的实效，民事诉讼程序一般都要设置开庭审理前的程序。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中主要的事项之一就是要让当事人提出证据，相互了解证据信息，从而明确诉讼的争议点，为开庭审理做好准备。[2]

　　（二）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背景

　　我国目前的证据交换制度吸收了国外民事诉讼中的类似制度。如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大陆法系亦有类似证据制度，一般称为证据披露。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意见中并没有庭前证据交换的内容，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建立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产物。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四步到庭”：第一步，受理案件后，法官询问原、被告；第二步，法官下去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第三步，由法官主持，进行调解；第四步，调解不成才开庭审理。这种方式下，法官受理案件后先把事实调查清楚，甚至有了结果后再开庭，致使开庭往往流于形式。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我国司法实践中又有了“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即法院受理案件后，除向双方当事人签发必要的法律文书外，法官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所有的信息都要到开庭以后才知道。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初，曾有强调“一步到庭”的想法和做法。它的初衷是防止主审法官事先与当事人私下接触，并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直接开庭方式，对于简单的案件而言确实能起到公正与高效的作用，但面对稍复杂的案件这种做法的弱点便会暴露无遗。当事人当庭出示证据，当事人和法官对其真伪都难以判断，只能允许对方当事人针对该证据庭后再行举证，有些当事人是法人的案件，代理人对当庭证据的真实性需要与当事人核对，导致多次开庭。这种程序设计限制当事人平等、充分地举证，有失公正，还造成诉讼拖延，重复开庭，庭前和解机会减少，有悖于诉讼效率与效益的目标。所以在审理各类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应掌握好繁简分流的尺度，选择具体操作的方式，这也是充分运用审判技巧的一个体现。交换证据制度的设立并不是对“一步到庭”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审理各类案件，运用证据规则的总结、补充、完善。实践中二者可以同行并举，分别发挥各自的效能，因此它们是相辅相承、不可或缺的。

　　1993年最高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倡在开庭前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核对。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9日发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在关于做好庭审必要准备工作及时开庭审理问题中明确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比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这是在民事诉讼中第一次明确确立了证据交换规则，但没有把证据交换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将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一并纳入当中，从32条到46条做了系统规定，意义深远。[3]

　　（三）证据交换制度的作用

　　证据交换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既能保障当事人平等的举证权和知情权，还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法官中立，有利于明确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庭前和解，提高结案效率。其具体作用如下:

　　1.有助于诉讼争点的整理，明确争点所在。在司法实践中，仅仅通过起诉状和答辩状的内容往往难以明确争点，从而对争点进行整理。因为争点的明确需要借助于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在没有较充分地交换证据的情况下，也就无法较全面地了解争点，不能把握诉讼当事人双方的争点，便不能集中进行审理。

　　2.有助于进行证据整理。证据整理可以让当事人和法院三方了解证据资料的种类、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的来源等，以便当事人实施证据抗辩，便于法院组织质证和认证。

　　3.有利于防止诉讼上的“突然袭击”。诉讼上的“突然袭击”因为有违诚实信用而被认为有损程序正义。证据交换就可以使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证据，更好地进行证据抗辩准备。

　　4.有助于促进当事人在开庭前进行和解，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减少成本。证据交换能够使当事人清楚了解请求和抗辩依据的事实，在事实明确的情况下当事人自然估量胜诉的可能性及时进行和解，进行诉讼必然要消耗双方当事人的资源。[4]

　　二、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一）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它适用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复杂案件因其事实冗杂、证据类别多，从而造成争点多、分歧大，所以必须由双方在庭前一定期限内明确自己的主张，然后进行相互交换，以便彼此掌握。

　　法院组织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是指证据较多或疑难复杂的案件，二者具备其一即可适用。如在简易程序案件中，有的案件法律关系虽不复杂，但证据较多，就应进行证据交换。实践中下列类型案件可适用庭前证据交换：有多份医疗证明、交通票据等证据材料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多份合同或其他证据、往来账目、结算凭证繁多的合同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有多份财产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证据的所有权纠纷案件；集团性诉讼案件等等。

　　（二）证据交换程序的启动

　　庭前交换证据的启动有两种方式。首先为当事人申请，任何一方当事人认为案情复杂，需要掌握对方证据情况，均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交换，以明确争点，并对证据加以固定。其次为人民法院认为案件疑难复杂，有必要进行证据交换，可依职权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依职权组织证据交换的情形较多，当事人申请证据交换的情形较少；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被告申请证据交换的较多，一般原告不主张证据交换。

　　（三）证据交换的时间

　　证据交换的时间应当在当事人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既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如果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则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只就新证据进行交换。该时间为双方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这里的新证据是指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为反驳对方而提出的证据，它与“新的证据”并不相同，应严格区别。法院在指定证据交换时间时，应同时考虑答辩期、举证期、开庭时间的因素，以保证诉讼的有序进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证据交换的时间应安排在答辩期满后、开庭审理前。证据交换时间与开庭时间之间也宜留有合理间隔期。一则利于当事人通过证据交换了解到对方将在庭上出示的证据后，找准矛盾焦点，在这个合理的间隔期内作好充分准备，在庭审中有的放矢，也便于法院集中审理。当事人也可在这个间隔期内充分估算胜负机率，从而决定是否继续诉讼。二则因为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有可能提出反驳证据。有了合理的间隔期，人民法院好在开庭审理前再次组织交换，确保开庭前证据交换工作充分、完全地进行。

　　（四）证据交换的次数

　　庭前证据交换以一般不超过两次为原则，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每一次证据交换的启动，都应有它的法定理由，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原则相一致。对同样的证据只交换一次，再次交换的应为另外的新证据，即因反驳对方而提出的新证据。